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作为中国新闻学界最早直博的学生，他在高校度过大半生，深耕新媒体、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近年来，他将学术目光投向智能时代的传播革命，并从2013年开始关注一种他认为被长期误读的媒介——游戏。
为什么今天“摆事实、讲道理”创赢策略反而难以凝聚共识？为什么技术越发达，认知的隔阂却越深？此次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他勾画了一个以“人”为中心、以“游戏”为枢纽的未来传播图景。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是一个敏感且处于快速变革的领域，研究者必须扎根现实、回应时代、引领未来。
千行百业
都在“媒介化”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多次引用熊彼特“断裂式发展”“颠覆式创新”说法，描述我们正在经历的数字文明转型。为什么选择这种重构性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当前这场转型？它与历史上那些渐进式的技术变革，根本差异在哪里？
喻国明：我们之所以说今天与过去任何时代都不一样，是因为今天传播的边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扩张。过去一提到传播和媒介，总是和内容联系在一起，内容几乎是传播领域唯一的基本内核。但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人们就发现传播的作用远不止于内容。
现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在通过数字化实现彼此连接，而且这种连接形态成本更低、灵活性更强，效果的丰富程度和想象空间也更大。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千行百业的媒介化”进程，整个现实社会正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对应的数字镜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如果不再仅限于内容的范畴，传播在今天社会中的新角色是什么？它是否已经触及社会实践的结构与动力机制本身？
喻国明：首先，这种扩张正在深入社会实践的全领域、全环节与全过程。其次，它的驱动力也不再来源于对渠道或内容的简单掌控。如果仅仅是在个别业务环节提升效率，那么在大市场、大生态中就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和作为。正因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传播在今天必须承担新的角色。在社会全面媒介化的进程中，它应该成为连接与适配的“针”和“线”，同时通过传播的逻辑去推动效果的反馈与评估，从而参与构建一个更良性、更有效的数字社会。
喻国明在2025中国游戏产业年会分论坛“游戏文化新范式：从产品到生态的演进”上发表主旨演讲。张驰 摄
语法规则的改变，
操作系统的重装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这样的判断，有没有具体的学术观察或数据作为支撑？
喻国明：2012年在一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教授分享了他的团队对近30年SSCI期刊发文的分析。数据显示，以互联网为焦点的传播学研究，在此前五年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心度与连接性分析发现，互联网议题已渗透到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核心领域。这意味着传播学的议题、重心与逻辑，开始实质性地影响其他学科的研究路径，这正是“头部学科”一个重要的特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时的学界是否普遍认识到这个趋势？
喻国明：没有。我那时候也非常惊讶，还特地去向祝老师求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些被系统归为传播学研究的文章，都是传播学者写的吗？
喻国明：有一部分美国的相关研究，作者来自传播学领域。但更多是来自政治学、社会学，还有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算法工程师或技术研究者群体。正因为互联网的本质离不开连接、互动与适配，他们的研究间接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发展路径注入了跨学科的灵感，引导了新的发展路径。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很多专事传播研究的学者，反而还不具备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与问题意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今天看来，这个结论的超前性体现在哪里？
喻国明：实际上它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预示了传播学的研究走向。因为社会科学研究本就是社会实践的学术折射，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它的内在逻辑正逐渐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这是语法规则的改变，是操作系统的重装。如果我们的研究不关注现实中涌现的未来命题，一味死守着过去的经验或理论来评判今天，其局限性无异于“关公战秦琼”。
2014年在美国健康传播大会上获得“全球健康研究创新奖”。
“摆事实、讲道理”
还有效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是否意味着传播领域的底层逻辑也在发生转向？
喻国明：是的，今天传播的边界、机制甚至原点都发生了本质变化。过去大众传播研究以集群化为特征，但现在被赋权赋能的个人成为传播的原点，个人不仅是信息接收者，更是主动的传播参与者，通过连接行为重构媒介生态。这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当传播主体是有情绪的、并非完全理性的、自带关系网络的个人时，过去那种靠“摆事实、讲道理”就能推动社会沟通、达成共识的方式，在今天是否依然有效？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此时的传播，需要先在关系层面建立连接？
喻国明：没错。即便你故事讲得再好，如果我们在情感上不认同、在关系上没有连接，你认为我会洗耳恭听吗？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点、没有共振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彼此并非同路人，传播便难以接通，影响力更是无从谈起。尤其在今天这种圈层化的传播环境中，只有打破圈层阻隔，才可能跨越边界、触达他人；与复杂的用户群体产生更多共振，才可能争取越来越多的朋友。传播的底层逻辑，始终是人与世界的连接。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传播学必然以人为中心，与人的理性及非理性因素紧密关联。从人的行为出发，犹如从一滴水中看见阳光，能帮助我们理解传播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去构建理论大厦。
身临其境的冲击力，
远超传统媒介的叙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底层之上呢？
喻国明：我认为主题游戏将成为未来传播学的中层平台，是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枢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近年来您常公开为游戏“正名”，是看到了人们的普遍“误读”吗？
喻国明：确实，长期以来，说到游戏，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娱乐游戏，主要价值在于提供身心放松的体验。尽管随着健康促进理念的普及，娱乐游戏也开始承载例如健康管理等功能。但相比之下，功能游戏具有更明确的教育或训练目标。例如飞行模拟舱，现在飞行员主要的驾驶经验都通过这类高精度模拟器来获得，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级的功能游戏。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功能游戏有什么特殊价值？
喻国明：它可以通过构建特定场景，将规则、任务与玩家选择相结合，形成一种动态学习系统。这种形式不仅能传递知识，还能通过沉浸式体验帮助玩家认识自我、理解他人，甚至重构对复杂社会规则的认知。比如，它可以应用于交通规则学习、婚姻关系模拟等各类场景。
我甚至设想过这样的场景，假如未来技术能真实呈现国际冲突或人道危机的现场，让每一位外交人物身临其境，面对触手可及的战乱或苦难，一些冠冕堂皇不负责任的言辞，只要具有基本的人类良知，我相信他们是说不出口的。
这种场景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传统媒介的叙事，甚至具有现在一般算法媒介、社交媒介都不具备的能量，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情感，推动认知和决策。
“语言即世界”，
“认知即人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认知本身成为可以被直接影响和塑造的对象时，是否意味着传播在社会实践中的关键维度已经发生了转移？
喻国明：正是这样。你的认知边界，就是你人生的边界，这一点在今天越来越明显了。过去我们推崇“知识渊博的人”，但今天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主动去拓展自己的认知，提升整体的认知素养。实际上，未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可能不在于财富多少，也不在于你在一线城市还是偏远乡村，而在于“认知沟”——也就是在认知上，你比别人落后多少。
正如维特根斯坦说“语言即世界”，我们现在也可以说，“认知即人生”。今后社会的竞争，本质上是认知能力的竞争，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传播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与效果。如果你的认知没打开，就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给你再多的信息和工具，你不会用，甚至都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好比一个人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你的世界也就只有那么大，很难产生真正的想象力与建功立业的可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主动拓展认知、提高认知素养，将成为一种重要的个人生存能力。
喻国明：没错。你的边界越广，可调用的资源就越丰富。有句话说：“你连世界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现实中确实有些人整天高谈阔论，却不知道自己始终困在茧房里。就像当年李鸿章访问纽约，看到摩天大楼时所受的震撼那样，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突然置身于现代都市，这种体验是任何文字描述都难以复制的，这就是亲身在场带来的认知冲击。
与博士生导师甘惜分合影，摄于2015年元旦。
未来劳动：
释放想象力与内在天性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除了物理空间的扩展，还有什么路径？
喻国明：我们理解事物不能停留在表面，要看到背后的复杂性。如果用登山来打比方，站在山脚，你听到的是鸡鸣蛙唱；走到半山腰，能看到层林尽染；登上山顶，才会发现山外有山。不同高度给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如果缺乏对这种层次关联的结构性把握，那么即便对于微观问题的判断，也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比如个人表达与媒体表达就是不同层级的现象，必须放在更宏观的、生态级的框架中去把握。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种把握问题的方式，是否也适用于理解当前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变，例如像“劳动”和“玩”这样过去看似对立的概念，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喻国明：确实。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持续重塑劳动的形态。许多重复、枯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正在被逐步替代。当AI承担了大部分令人疲惫的劳动之后，人类劳动的形态与意义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我想，那时的劳动将回归快乐与幸福。因为从物质层面看，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足以满足当前想象力所及的一切丰富需求。生活更进一步的丰富性，要依靠人的想象力与内在天性的释放：我们还能如何游戏、如何生活、如何交往？这其实意味着，当物质生产不再成为主导社会的首要目标时，人类有机会把那些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由于适应生存、服务于物质生产需要，而逐渐退化或被工具化的潜能，重新解放出来。
因此，未来的人们很可能在看似玩乐、休闲、交往的过程中完成劳动。这种劳动，承载的是人类独有的意义追寻与价值创造。劳动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将成为人实现自我、连接他人、参与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比如功能游戏就具备这种能力。与语言、文字等媒介相比，它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人的内心状态，且无需强制，而是通过自主选择实现影响。
情义与勇气，
不是基于理性的最优计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然而美好的图景，也可能潜藏着隐秘的冲突。据学者调查和媒体报道，目前硅谷一些科技公司已经出现通过游戏化方式调动玩家主体性，由此榨取工程师超额创造力的现象，您认为这种情况是否不可避免？
喻国明：这种职业困境的确值得注意。你的工作流程可能被设计得像游戏闯关，但你所创造的价值，往往远超公司支付给你的报酬。
这让我想到这些年网络上的“数字劳工”问题。当我们在平台上跟帖、转发、互动时，其实都在贡献数据与流量，这些劳动都是免费的。这一情况目前正处在被逐步解决的过程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类似现象在您看来是阶段性问题？
喻国明：是的，它一般在平台发展初期比较普遍，原因在于此时平台需要巨大的技术、资金与人力投入，必须尽快获取市场回报才能维持运转。作为一种新兴的价值创造方式，早期的数字劳动者自身也在成长，参与形式与权益意识还在塑造中。如果一开始就完全按照职业工人的标准进行计价和保障，并不现实，需要一个由市场、制度和劳动者意识共同磨合的过程。
随着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深入，人类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与创意在数字世界中完成，数字平台也会成为主要的工作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要激励创造、实现价值，就必须解决数字劳动的确权问题，否则，人们凭什么愿意把自身的智慧与心力无偿贡献出来？这跟工业化时代，产权的确立带来了基本的稳定感和价值归属一样。这一点也符合社会整体发展的规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人在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相应的价值排序？
喻国明：正是如此。当一个人饥寒交迫时，尊严可能没那么重要；而当基本物质需求被满足后，人一定会追求尊重和价值认同。这些现象背后，存在一种“稀缺性逻辑”。当某种行为或身份稀缺时，人们会更珍视；一旦普及，又趋于平均化，不再那么独特。走在前沿的人，往往要承受不被理解的代价。他们之所以愿意付出，是因为那代表着自己的价值选择与精神追求。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所以，在AI日益深入生活的今天，我们反而更需要关注那些人性中独特、无可取代的部分？
喻国明：如果所有选择都可以依靠计算优化，世界会趋于均质。正因为人常常不按“最优”行动，世界才充满魅力与不确定性，这正是“美”的来源。目标感、价值偏好、审美力、感受力……所有这些，都是人独有的内在世界。无论智能、数据或算法发展到何种程度，都难以简单模仿。
为什么明明意味着风险，人们仍会称颂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因为那份情义与勇气，不是基于理性的最优计算，而恰恰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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